孙桂平苏颂的理学素养对朱熹的影响

—),男,安徽枞阳人,广西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研究。

[摘要]朱熹认为苏颂“道学渊深”,就是肯定苏颂具有深厚的理学修养,这可从苏颂“不过分”的人生守则、奉行公理的政治原则、深究物理的科学精神、伦理为本的价值准则等方面得到证实。朱熹基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和《中庸》“中和”思想而大力推崇苏颂的理学素养。朱熹可能从苏颂的人生经历和为官品格中发现了理学确切的实践价值,从而坚定了“专事道学”的人生志向。不过苏颂并非职业道学家,并不从事道学理论问题的教学和研讨,因而朱熹未将苏颂引为同道,在离开同安之后很少提到苏颂。

对于苏颂研究和朱子研究领域而言,本文这个论题似乎有些冒昧。因为苏颂不是理学家,朱熹在其论著中也从未直接说过苏颂对他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影响,所以此前没有人想到要去讨论这个问题。而本文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是基于以下理由:任职同安主簿的四年,是朱熹仕途的起点,也是其放弃佛家和道家思想而归向理学的中转站。在此期间,他倡议并主持建设了“苏丞相祠”,从提议、设计、施工到完工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据此估算,朱熹任职同安期间几乎一直在关注“苏丞相祠”的修建和利用。朱熹在这个时期还先后写有《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相祠堂状》《苏丞相祠记》《奉安苏丞相祠告先圣文》《奉安苏丞相祠文》《奉安苏丞相画像文》等五篇文章。写这些关于苏颂的文章,以朱熹治学的严谨态度,他下笔之前一定会遍览苏颂文集以及其他有关苏颂的文献材料。在《跋山谷草书千文》中,朱熹说自己“独尝于苏魏公家得陆左丞画一”。这件发生在任职同安期间的事情也可以证明朱熹搜集苏颂相关资料之勤之细。朱熹以年轻后学的身份,经营“苏丞相祠”,思考苏颂的人生成就,表达对这位同安先贤的崇高敬意,这足以说明苏颂对在同安任职主簿的朱熹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朱熹还评价苏颂“道学渊深”。宋代所谓“道学”,指“道统之学”,即北宋知识分子开创的新儒学,后世一般称为理学。这就提示出一条线索:既然朱熹理解和肯定苏颂良好的理学素养,那么其理学思想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苏颂的启发。探讨这一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丰富我们对朱子理学思想形成过程的理解,二是深入认识同安任职阶段在朱熹理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在《奉安苏丞相祠告先圣文》中,朱熹评价苏颂“道学渊深,履行纯固”。此前,邹浩、曾肇、陆佃、苏轼等诸多文人士大夫褒扬苏颂,都没有明确从“道学”的角度入手,所以朱熹这是一个独到的评语。“道学”是宋代思想界发明的一个专有名词。“道”“学”二字连用,早见于《礼记·大学》“‘如切如磋’者,道学也”,但这个“道学”的“道”训为“言”,此句“说的是研讨学问的方法”。宋代之前又有《隋书·经籍志》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里的“道学”则是指道家的思想和学问。宋代主流知识分子说“道学”,是在回应唐代韩愈《原道》一文,主要指在朝廷和社会上复兴儒家思想传统的学术趣向。现在所说的“理学”,在宋代即称为“道学”。朱熹虽然围绕着“理一分殊”这一认识核心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但他本人对北宋以来理学家们孜孜不倦钻研出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也称“道学”。直到元代学者编撰《宋史》时,也仍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列入“道学家列传”。而“理学”这一提法,是得力于明代胡广等人奉敕编撰《性理大全》,明成祖亲自作序,之后才得以巩固和流行的。据上所述,可以判断,朱熹“道学渊深”之评其实就是在肯定苏颂具有深厚的理学修养。此前,北宋邹浩《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说苏颂“于名理,所造尤精诣,所至为政,务大体,深戒虚名,因时乘理”,短短数语两提“理”字,这段文字当为朱熹评语所本。

“渊深”意为渊博深沉,是说苏颂虽然理学修养深厚,但不事张扬,并未以收徒讲学或理论探讨的纯粹学术方式表现出来,因而不易为人觉察,很少有人注意,朱熹这一认识可谓切中肯綮。苏颂作诗说“人生均是受形气”,认为人体是由气聚成形的,这一看法与张载“气聚为物”的观点相契合。苏颂又说“矫性伤生尤可痛”,这涉及理学的核心问题“人性”和“物性”。还有“合则一理万事殊”一句,更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学命题,达到了与程朱所反复讨论的“理一分殊”“一本万殊”之说同等的哲学高度。苏颂比周敦颐小三岁,与张载同岁,比二程大十余岁,成名早于四人,曾与程颐同朝为官。苏颂的学习经历和仕途履历清晰完整,他未尝收徒讲学,也不致力于理学问题的理论探讨,与上述四位主流理学家不存在师承或学友关系。苏颂理学素养堪与当时一流的理学家比肩,但有其自己的渊源与来历,且他不以经营理学为志业,是“北宋理学家群体”的圈外人。——这是朱熹对苏颂理学修养所作的基本判断。

那么,苏颂深厚的理学修养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呢?朱熹接着“道学渊深”这句,很明确地指出苏颂“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这是说,苏颂努力地在为人、处世、做官方面贯彻其理学修养,最终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楷模,是北宋时期践行理学的典范人物。正如上文所言,朱熹已经认识到,苏颂这种奉行理学(道学)、重视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方向,与北宋时期职业理学家致力于讲学、创新理论、建宗立派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受文体限制,朱熹并没有展开说明苏颂实践理学的具体贡献。以下结合《苏魏公文集》《魏公谭训》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阐述苏颂践行理学的主要成就,作为对朱熹评语的补充解释。

苏颂晚年总结人生经验,在《家训诗》中说了这么两句:“出处虽殊途,丰约已过分。”他对“过分”一词非常重视,在诗句后面加了一大段注解:

予初置京师西冈宅,甚隘陋,罢相日,二府诸公见过,以为不称相第。予答以曾高以来,忝仕朝廷,下逮子孙辈已有官,而四方无尺椽寸土,今有此第已为过分,比还润,又营此居处,及近制少沙田。追思先世已为华奂,若非遭遇上恩,何由至此。但恨未有报国之地耳!

这段话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精神:苏颂觉得自己从朝廷和社会得到的多于自己向朝廷和社会奉献的,又为自己所享受的已经超过同安苏氏先祖而深感不安。苏颂提醒自己为人处世做官“不过分”,是孔子遗训“过犹不及”在北宋时期的异代演绎,也表达了宋代学人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追求。如所周知,“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原理,其中“分”有“按理应得”之意。苏颂强调的“不过分”,其实是按照理学思路提出的人生守则,即应当尽量去除不合理的人生欲望,这与北宋理学家所宣扬的守护人性、遏制人欲在精神实质上相通。

北宋时期官场“顾面子”“讲人情”“谋私利”风行,导致公理废弃,政治腐败。而在“熙宁三舍人”事件中,苏颂不顾及宋神宗的面子,拒绝起草对李定的破格任命诏书,其实是在奉行公理,维护政治传统:当任命不合乎程序要求时,皇上来说情也不行;自己是忠于朝廷,而非仅仅忠于君主。在“陈世儒案”问题上,宋神宗认为“陈世儒妻谋杀婆婆”在京城造成民愤,要开封府长官苏颂责令法吏改判。苏颂经过审慎的核查,发现“陈世儒妻谋杀婆婆”证据不足,认为不能迁就谣传的舆论,于是坚持行政长官不干预司法判决的规定,不予过问。苏颂做宰相时,吕大防准备按照惯例推荐苏颂的儿子苏嘉到馆阁担任职务,苏颂认为馆阁是朝廷培养大臣的重地,官员要通过选拔而不能依靠亲属关系进入馆阁,这就坚持了不循私的政治原则。同时,苏颂为政又努力顺应民情。在知杭州期间,苏颂释放了一百多个未能交税的囚犯,这些囚犯回去从事生产,后来都补交了税款。苏颂本着“仁政”思想处理此事,符合“民为邦本”的治理之道。张载《答范巽之书》曾批评当时风行的不讲道德原则的政治观念:“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而苏颂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将理学素养贯彻于行政实践中,这正是理学家们所向往的一种境界。

在北宋时期,苏颂是最出色的科技工作领导者,在天文、医药、机械制造、水利工程等方面作出了青史留名的贡献。但苏颂并未止步在“致用”层面,他还注重对物理的探究与总结。水运仪象台制成之后,苏颂以设计说明书为基础,撰述《新仪象法要》三卷,保存了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五十多幅,绘制机械零配件图一百五十多种,详细介绍了浑仪、浑象和水运仪象台的机械构造。这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复杂机械图纸,揭示了水运仪象台的基本机制和原理。《新仪象法要》附载的“苏颂星图”为中世纪以前记载星数最多的全天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苏颂主持编纂《本草图经》二十一卷,以严谨的药物普查为基础,对每种药物都绘制图样,说明花形、果状、药效及地理分布等,特别注重药物产地的古今变异、药物采集和应用的注意事项,将药物著录从文献学上升到博物学的高度。北宋时期制作技术有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推动理学家重视《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之学。但理学家多缺乏科技素养,基本上是从人文化成的角度认识“格物致知”。而苏颂以严谨的实物观测和文献调查为基础,重视机制和原理的总结,具有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是宋代“格物致知”之学的新气象,提示出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理学的重要使命是继承和发展以儒学为主体的道统,其在实践上呈现为三大方向:一是欧阳修等文学家推崇韩、柳,掀起新的古文运动,张扬“文以载道”的大旗;二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明辨性理,提出“气以载道”之说;三是重视宗族的稳定健康的传衍,据以载道,北宋私家修谱风气的形成可为明证。苏颂经营家族,就以伦理为本。在《家训诗》《魏公谭训》中,苏颂提出了坚守家族伦理的一些重要准则。比如卷六《家训诗》说“更思祖先勋,相传清白训”,其中“清白训”即来自其外祖父陈从易的教诲“妇翁清白传儿女,莫把珠玑缀绮罗”。“清”是廉洁自爱,“白”是免于指责,“清白”之训是要求子孙避免出现损害家族的道德污点。再如《魏公谭训》卷二记载,苏颂对子孙强调“道德先于文华”,因为“文华”是个体才艺的炫耀,不一定有益于家族发展,而道德素养有益于公共伦理建设,可以夯实家族发展的根基。又如苏颂重视《齐民要术》序里所说的“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实是告诫子孙,不要虚张声势地维持家族名望,而要通过诚实勤恳的劳动来不断创造社会价值,这才是家族发展的长久之计。“同安苏氏”望隆天下,成为北宋首个“五世登科”的家族,这足以说明苏颂是宋代以理学思想成功经营家族的杰出范例。

苏颂能从人事、政事、物事、家事中抽绎出基本规律和道理,形成理学修养付诸实践的一些基本原则,丰富了宋代理学体系。朱熹认为苏颂“道学渊深”,是持之有故的,考诸苏颂生平和文字也完全可以成立。由于朱熹后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这一观点应该得到重视。清代理学家李清馥编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三列有“同安苏氏家世学派”,以较大篇幅介绍苏颂,并援引朱熹评价苏颂的三则短文为证。这足以说明,朱熹关于苏颂具有深厚理学素养的说法是禁得住学术史考验的。我们今天总结苏颂的多方面贡献时,应当将其理学实践成就放进去。

宋代儒家思想研究由经学向理学转型,是由“四书学”,即知识界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重视和重新阐释所推动的。宋代理学界的四书学由二程奠定基础,经杨时、李侗等人不断发展,由朱熹集大成。其中,《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里的“性”“命”“中和”之说、《论语》所记载的师生问答教学相长的传道方式、《孟子》中的“心性之辩”“养气之说”是宋代理学家强调的理论重点,也是宋代理学家品评人事的重要尺度。综观《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相祠堂状》《苏丞相祠记》《奉安苏丞相祠告先圣文》《奉安苏丞相祠文》《奉安苏丞相画像文》等五篇文章,朱熹对苏颂的高度评价主要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是《大学》里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二是《中庸》里陈述的“中和”之说。

“三纲领”“八条目”是《大学》的要旨。“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总的宗旨。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阐述学习者应当如何做工夫的。朱熹在注解《大学》时认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齐家以下”指完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既然这是“新民之事”,就说明一般人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都可以完成修身过程而成为君子。“修身以上”指“治国—平天下”,这是圣贤之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朱熹对苏颂的最精要的整体评价是在《苏丞相祠记》一文中说的“伟然君子长者”。“君子”指苏颂完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具有高尚的道德。“长者”指苏颂成年之后将“君子人格”贯穿终生,获得了世人的尊敬。“伟然”指苏颂成就了“治国—平天下”的良好业绩。对照“八条目”看,朱熹重点褒扬了苏颂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平天下”方面的表现。

《苏丞相祠记》赞扬苏颂“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其具体所指可根据邹浩《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中相关评语来理解:“自书契以来,坟史所载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训故、文字,无所不通,不独见于议论文章,必欲验之实事,以扶助世教。”朱熹讨论《大学》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可以说,“博洽古今,通知典故”高度评价了苏颂通过勤奋博学而完成格物致知的工夫。

《奉安苏丞相祠告先圣文》认为苏颂“履行纯固”,《苏丞相祠记》认为苏颂“公学至矣,又能守之,终其身一不变”。“学至”“守之”是以圣贤之言使自己心地正大,这是说能正其心。“终身不变”是抱定善的信念不改变,这是说能诚其意。“履行纯固”是能将诚意、正心有效地付诸实践而得到良好的效果,这是说能修其身。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所以,段首所引的朱熹评价语是在强调苏颂志向坚定、奉守正道,实际上肯定了苏颂“意诚、心正”,完成了修身的工夫。

在《奉安苏丞相祠文》中,朱熹点评了苏颂在宋神宗、宋哲宗朝廷居官时的突出表现。在宋神宗朝,苏颂坚持制度、违抗帝命,态度坚决,成为“熙宁三舍人”中声名最著者。在宋哲宗朝,苏颂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兼帝师,主持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后来又担任宰相。退休之后,苏颂仍保持着朝廷大臣的人格风范。相关原文如下:

惟公著节于熙宁,登庸于元祐,而幅巾谢事,偃仰婆娑于绍圣、元符之间,然则公之所自任于进退出处之间者,可谓无所苟矣。是盖将比古之所谓大臣者……

“古之所谓大臣”源自《中庸》“敬大臣则不眩”,意指德高望重、值得皇帝尊敬和托付重任的臣子。朱熹这段话称赞苏颂是生前在朝廷里数一数二、身后流芳百世的官员,是有着“平天下”功业的王佐之才。

至于苏颂是善于“齐家”的典型,既有“同安苏氏”布在人口,又有《魏公谭训》在士大夫阶层流传,皆为当时世所周知,所以朱熹不再赘言。而苏颂在治国(地方治理)方面的成绩,朱熹所描述的“平天下”功业已基本涵盖,可以说已在不言之中。

博学是有宋一代的风尚,也是同安苏氏广为人知的家学。后世一般都会注意到苏颂的博学,但朱熹还基于《大学》之道,认为苏颂不仅有超强的记诵功夫,还以“八条目”的工夫实现了“三纲领”的宗旨,具有宏通的“大学”精神,这是中肯之论。

宋代理学家对《中庸》首章提出的“中和”之说非常重视。据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载,其师李侗治学就特别重视“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中和”之说的基本原理在《中庸》里的完整表述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对这个“和”的解释是“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其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按照制度、伦理、道德的要求而理性地管控自己的情绪、欲望和感知,便可以谓之“节”。早在北宋二程那里,“节”已经被当作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有了“失节事极大”的提法。朱熹评价苏颂时,“节”是关键词,行文中多次出现:

熙宁中掌外制,时王丞相用事,尝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罢归。不自悔,守益坚。当世高其节,与李才元、宋次道并称三舍人云。(《苏丞相祠记》)

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耸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奉安苏丞相画像文》)

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相祠堂状》)

朱熹如此关注苏颂的“节”,可能是联想到了其远祖——具有坚贞不屈的政治节操的苏武。班固《汉书·苏武传》记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的“节”可以用“不放弃汉臣身份”“不忘初衷”“不忘使命”来形容。朱熹评价苏颂时也突出了苏颂是朝臣的楷模,能够始终勤勉为政,忠于朝廷。不同的是,朱熹已经看出,苏颂的“持节”具有鲜明的理学特征。具体地说,朱熹从四个方面解释了苏颂的“节”:(1)“一节”。指苏颂在仕途中先后参与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的朝廷政治,虽然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行事作风,但苏颂始终抱持忠于朝廷、勤勉守职的政治立场不动摇,并不随上俯仰。(2)“著节”。“著”即“著明”,出自司马迁记录的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里指苏颂能够将其政治原则贯彻到为人、处事、做官的方方面面,使人能够线)“大节”。指苏颂在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选择正义的立场。在“熙宁三舍人”事件中,苏颂冒着革职的政治风险,封还宋神宗的批示不予办理,表现出刚直无畏的政治节操。(4)“高其节”。指苏颂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地变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政治节操,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当时和后世的一致推许,成为官员的道德典型。

联系《中庸》里的“中和”之说来理解,朱熹褒奖苏颂的“节”,其实就是说,苏颂能够理性地处置自身的情绪倾向和情感偏好,按照制度和法律的要求来为官行政,从而形成了不向私欲、不徇人情、出诸公心、遵循事理的坚定政治品格。而这种始终如一的政治品格,在朱熹看来是宋代所缺的,正如《苏丞相祠记》所说的:“士患不学耳,而世之学者或有所怵于外,则眩而失其守。”朱熹认识到,当喜怒哀乐向外发出时,要做到不受外在习俗的诱导而能无所偏差地贯彻自己所体悟的“理”(道),是很难的。《宋史》官员传记中反面例子俯拾皆是,足证朱熹所言不虚。在朱熹看来,苏颂终身为政,从最基层的官员到高居相位都能够做到“一节”,最为难能可贵。苏绅曾经手书《中庸》传示苏颂并要求其熟记,可以说研习《中庸》之道是同安苏氏的家风。朱熹以“节”作为主要切入点来表彰苏颂的政治品格,这种观察视角是恰当精准的。

《大学》《中庸》之学兴起,为宋代理学导夫先路。宋初性理之说流行,统治者将关乎义理心性的《大学》《中庸》视为两部独立的经书,还亲自抄赐臣下学习。但北宋初年知识界以抄写、背诵、注释《大学》《中庸》为风尚,鲜有付诸实践的认真和发明理论的兴趣。苏颂以《大学》“八条目”的工夫实现了“三纲领”的宗旨,完成了人生之“大节”,这其实与二程、张载一样,已经将《大学》《中庸》转化为安身立命的道统之学。对于苏颂在这方面的成就,朱熹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以往有关苏颂的宣传中,有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倾向,好像理学大师朱熹去了同安并给予苏颂较高的评价是抬举了苏颂。关于这种倾向,存在以下情况:第一,朱熹在同安任职主簿时是初入仕途、尚需历练的南宋年轻进士,而苏颂是已故的北宋政治家、官场道德楷模,声望卓著,早已定论。第二,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思想尚盘桓于佛、老、孔之间,虽已倾向于儒家,但并未真正走上专事理学的道路。第三,朱熹以“道学渊深”之评确认了苏颂具有与二程、张载同等深厚的理学修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朱熹建“苏公祠”,为苏颂写了五篇文章,绝非以名流身份抬举前人,而是表达自己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因为朱熹来到同安后,为了学习如何做官,认真研读了同安先贤苏颂的著作,深入体会了苏颂的思想道德。既然同安任职是朱熹走上理学道路的转折点,而苏颂又是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最为关注的先贤,那么苏颂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就不可能没有影响,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为说明。

朱熹在来同安担任主簿之前,主要按照汉唐多数儒生的路径,熟读《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等基本典籍以及后学的相关注解。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等受时代风尚的影响,注意到唐代大儒韩愈及其弟子李翱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重视,因而将这两部分析出,单独用于教学,确立了弘扬儒家道统的宗旨。朱熹早知二程、张载等人的道学以四书为本并特别重视对《大学》《中庸》进行理论阐发。但二程、张载等人及其门下虽然在道学理论探讨上甚为深入,在做官上却未见佳,道学在治国理民方面的实践价值未能显明,因此朱熹对“道学”将信将疑,不愿妄从。朱熹在赴任同安主簿的路上访问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却未拜师,应该与此有一定关系。

同安任职四年,因着地缘之便,朱熹反复揣摩同安先贤苏颂的学问、思想和做官处世之道,从中认识到佛、老之学不适用于社会治理和政治教化,感受到二程通过强调《大学》《中庸》来救世补弊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换言之,从苏颂的道德修养和政治表现中,朱熹体悟到《大学》《中庸》具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此,朱熹在思想上逐渐归向洛学,从同安离任后就一心向学,拜在李侗门下,由此开拓出闽学的新局面,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可《大学》《中庸》,并将二者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在晚年编为教材广泛传布。这是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从此,理学与传统儒学截然分明,有了独特的性质和面貌。而苏颂对此无疑是有过影响的。

朱熹既然去考取进士,一开始显然是心向仕途的。但综观朱熹一生,共做了七年零一个月的地方官,在朝廷任职仅四十天。只有在同安任主簿的四年是较为持久的仕途履历,此后基本上是间歇任职,而先后向朝廷辞官竟达五十余次之多。或者说,同安主簿任满之后,朱熹基本上就不以做官为意,而是确立了以钻研道学实现人生价值的志业。这当然主要受李侗归隐读书修养身心的影响。但如果朱熹用心研究过苏颂的仕途经历,也一定会发现:第一,苏颂是官员的典范,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做官是为朝廷服务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受体制的严格约束。而自己的人生兴趣在于进行学术理论创新,这需要充裕的自我支配时间和自由思考空间。既然做不到兼得,就放弃仕途。第二,苏颂具有正直的政治品格,遇到委屈能隐忍,能够成为大器。而自己官品正直却性格刚急,是非观念过于分明,难免得罪上司和同僚而导致仕途挫折。第三,苏颂身处北宋太平时期,可以将深厚的理学修养从容地付诸政治实践。而自己处在宋金对峙的南宋政权之下,朝廷和战之争激烈,而当权者整体上是倾向于偷安的。大局都苟且了,再在官位上实践理学思想,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关于自己不愿做官的原因,朱熹说:“盖平生辞官只是两事,一则分不当得,二则私计不便而已”。这是说,一则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不在于此,二则不想让自己的坏脾气给朝廷和其他官员添麻烦。我们如果以苏颂的仕途来作对照,就不难发现,朱熹这是极有自知之明的解释。

朱熹离开同安之后,锐意向学,走上职业道学家之路,其著书立说讲学行文,基本上只在道学体系内作理论层面的探讨,而且陈义极高。唐代韩愈是对道学发展起过引领作用的,但朱熹只是推崇韩愈的诗文创作,而不大认可韩愈的道学理论,并不视之为理学同道。朱熹这样自信,是因为他完成了宋代理学对以儒家为主体的道统的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以“性”“命”“理”“气”为核心概念,为以往语录和注解式的庞杂思想梳理出逻辑结构,将儒家之道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二是通过重新阐释“心性”问题,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为儒家道统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

朱熹离开同安之后很少提及苏颂,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苏颂自考中进士后,终生从政,不以立说讲学为务,并不属于理学家之列,成为职业理学家的朱熹不可能将其引为同道;第二,从现存著作看,苏颂性格稳重谨慎,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对雄辩迂阔的《孟子》一书并不看重,而奠定宋代道学理论基础的“(浩然之)气”和心性论恰恰都来自孟子思想。由于这两点,朱熹很清楚,苏颂是理学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但对于理学体系的发展并无较大的理论贡献,所以著书立说讲学时无须提及。

对以苏颂为代表的理学实践派重视不够,导致程朱理学派后来走入具有极强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困境。与朱熹同时代的陈亮、叶适就提倡“实德”“实政”,批评程朱理学派但言心性而“百事不理”。而陆九渊批评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陈亮、叶适提倡的实德实政和陆九渊所说的日常之道大致就是苏颂理学实践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朱熹发现了苏颂理学修养的实践价值,却没有将其作为自己理学体系建构的有益补充,这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一大憾事。

本文主要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朱熹高度肯定,苏颂具有深厚的理学素养,而且能将理学素养贯彻于做官、为人、处事的实践过程中。第二,《大学》《中庸》是宋代理学家重要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引,而苏颂具有“大学”的工夫,能奉行“中庸之道”,是北宋实践理学的代表人物。由以上两点可以发现,苏颂是观察宋代理学发展的一个窗口,我们讨论宋代理学发展进程时不能不提及他。

本文还讨论了苏颂对朱熹理学思想之形成的影响。任职同安的四年,是朱熹思想由传统儒学转向理学的关键时期。朱熹由泛儒归向洛学,由立志为官转型为职业道学家,其思想基础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任职同安期间,年轻的朱熹大力推崇先哲苏颂,撰写五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这就透露出,苏颂对朱熹的思想转型一定有过影响。由于文献材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确定苏颂对朱熹理学思想之形成的影响到底是大是小。本文主要根据朱熹任职同安这个转型时期的思想特征,尝试探索苏颂的理学素养和实践推动朱熹儒学思想转型的大致路径。虽然未可定论,聊作抛砖引玉。

本文提示一点:苏颂的理学素养和实践具有学术史意义,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学术方向,需要学界深入苏颂诗文并联系北宋的时代背景和理学发展的脉络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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